应对养老服务难题，政策红利离落地还差“最后一米”

　　一床难求，老年人不愿花钱、不敢花钱，子女有心无力，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等现象仍是我国社会普遍面临的养老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老龄工作迎来全新格局，政策效应逐步释放。但同时，政策在基层也存在认识不统一、执行不力、监管不够等现象。如何破解“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老龄政策基层落地中的困惑与出路在哪里？

　　部分政策红利悬空落地还差“最后一米”

　　近几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石松在基层调研中发现，一些政策红利仍然悬在空中。“基层人员反映政策很好、很全面，但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在基层实施中也存在知晓率不高、认识不统一、执行不力、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黄石松在今天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上表示，养老服务政策落地的“最后一米”还存在一些体制和机制的障碍。

　　从养老服务供应商角度看，养老市场发育不充分，营商环境仍需改善；受行政辖区制约，跨地区开展业务困难；市场不规范造成“劣币驱逐良币”，价格战在降低成本同时也拉低了服务质量；无论是企业申请补贴还是政府购买服务，均面临程序繁琐、时间冗长、规定太死、钱不好用的问题；多部门协作过程中，一些项目和事项互为前置制约；“减税降费”的获得感不强，融资难、融资贵、整体负担重、人力成本高等实际困难仍然突出。

　　从街乡、社区老龄工作者角度看，事多事杂，人少钱少是最大的困惑，有钱也不好花、不敢花。街道老龄工作受制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切割，协调难度大，责权不对等造成工作人员畏手畏脚；“一听说是街道社区组织的活动，老龄人就认为是免费的，至少要有优惠和福利”，而活动中一旦出现了任何问题，老龄人第一个找上门的就是街乡社区，黄石松表示，对于这种“无限责任”街乡社区几乎没有抗风险能力。

　　从基层社会组织角度看，经营资金来源单一，主要包括社会捐赠、政府购买和自身运营三大块，而大部分社会组织过于依赖政府购买这一渠道。因为对政府依赖度过高，运营固定成本高，自营能力弱，不能有效提升自身运营能力前提下，一旦遇到政府撤资，将难以存活。

　　人口老龄化是客观事实世界不可能变得更年轻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指出，21世纪世界人口的宏观趋势是全球人口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加速、国际迁移。人口老龄化对全世界各种社会的结构、功能和进一步发展正在产生广泛而又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普遍的、深刻的、持久的。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客观事实，这个世界不可能变得更年轻。

　　黄石松认为，之所以存在当下的种种老龄问题，一方面是政策效应有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另一方面也需要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政府行政运行方式等相应的改革。“我们重新认识老年人，重新认识老龄化社会，才能真正解决‘老年人不了解老龄社会，老龄社会不了解老年人’的矛盾。”他说。

　　从政策到实践，需要真正以老龄人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事业是基础，产业是支撑。”在黄石松看来，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妥善协调好多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平衡好政府、老年人及家庭、企业社会的关系。政府需要处理好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实施路径的关系，远近期结合，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养老问题不能搞“一刀切”“老年学”是一门交叉学科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把老龄政策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全过程。”黄石松表示，养老问题不能搞“一刀切”,需要按照“分级分类保障”的原则，“保基本”、“促普惠”、“放市场”、“活社会”，并且要在“减风险、给动力、激发活力”下功夫：降低基层的风险，文件要更具体和明确，行业规范和标准应走在前面，政策要公开透明；要改变行政运行方式，把项目、资金、技术放到街乡进行统筹；要建立社区老龄人民主参与重大决策等机制，充分调动老龄人的社会参与，充分发挥基层老龄人协会等组织的作用。

　　不难判断，老年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更加突出，而拓宽学科建设的视野也成为接下来工作的重点。“一部老年学的发展史就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他提出，要从城市规划、产业经济学、公共治理等入手，应用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和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老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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