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中顾委秘书长，他走后原中顾委委员只剩一人健在

他曾任中顾委秘书长，他走后原中顾委委员只剩一人健在了

李力安1987年被任命为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秘书长时已67岁了。他两年前从黑龙江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还要担当秘书长这样事务繁杂的工作，亲友们都劝他悠着点，他则说，在十三大选出的200名中顾委委员中，自己年龄倒数第八，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还得多干点儿呢！

他担任中顾委秘书长时，黎虹担任常务副秘书长，配合他的工作。从1984年至1992年，黎虹担任了八年中顾委副秘书长。92岁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力安和第一届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的风格截然不同，荣高棠是社会活动家，而李力安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党的工作者”，很少参加社会活动，而是着重抓政治问题和思想工作。

2001年初，李力安从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岗位上退下来，时年80周岁。供图/当代中国出版社

曾担任李力安秘书的韩元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力安有长期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的干部特有的气质：政治意识和组织观念很强，严格按组织程序办事，汇报工作从不越级，办事和大家商量，从不独断专行。

2023年1月2日，李力安去世，享年103岁。他去世后，原中顾委委员仅原成都军区政委万海峰一人健在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事”

李力安可以说干了一辈子的组织人事工作，他一直记得老部长安子文的一番话。

1952年，李力安从地方调到中央，在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人事部的工作许多是程序性的，一些年轻干部觉得成天打杂没多大意思，部长安子文专门告诫大家：什么叫“人事”？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事。我们不管，就要由中央管这些杂事，人事部就是要替中央管这些事。多年后，李力安仍然对这番话记忆犹新，觉得终身受用。

1954年李力安调到中组部，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相当于司局级），前后在中组部工作了5年多。他一直认为，自己受“老组织部”的作风影响很深。

曾有人问他，长期从事组织工作，有何经验？他说就是找人谈话，不是在电话里谈，也不是写信，就是当面谈，在办公室或到当事人家里谈。这是老中组部的作风，也是一种工作方法上的艺术，它的效果是别的形式替代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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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力安是在毛泽东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下，被提拔为中组部副部长的。

1964夏，时任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带着他和另一位处长杨以希去北戴河向部长安子文等领导汇报工作。没想到见面后安子文对他和杨以希说，前两天中央书记处开会，通过了你们二人担任中组部副部长的任命。他毫无思想准备，压力很大，当晚紧张得一夜没睡着觉，思前想后决定去找安子文表示推辞。他先找陈野苹谈了想法，陈野苹说，这是已经定下的事，不会再改变，知道自己不行，就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仅仅一个月后，他的工作又调动了，同样来得很突然。经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点将，他被调至黑龙江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

在黑龙江，他从排名第七的书记处书记，到常务书记、第二书记，直到1983年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干了近20年的副职。他经常自谦地说，自己不是当一把手的料，更适合配合一把手工作。

在黑龙江工作期间，让他很佩服的有三个人：欧阳钦、杨易辰、王钊。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很有担当。

李力安调到黑龙江时，欧阳钦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兼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开始后，欧阳钦遭到批判，被定为犯了“走资派”错误。他说：“我不承认，保留意见，但中央决定了，我服从。”粉碎四人帮后，欧阳钦对他们感叹：“我要是顶不住承认了，你们怎么办？你们精神压力就更大了。”

五六十年代，王钊曾担任伊春林区工委书记和黑河地委书记，长期在边远、艰苦的地方工作，任劳任怨，从来不和组织讨价还价。黑河地区下辖6个县，“文革”期间5个县委书记被扣上“里通苏修”的罪名遭到批斗，王钊对他们说：“过去到苏联参观、学习，搞中苏联谊，你们把这些事都推到我身上。”他因此受到批判，眼睛也受了伤。

杨易辰是李力安共事多年的老搭档，1983年他正是接替杨易辰担任了黑龙江省委书记。“文革”初期，杨易辰“靠边站”了，当权派要他承认“执行了反动路线”才能结合进领导班子，他拂袖而去，说“20年后再看到底是谁执行了反革命路线”；1971年省委领导又找他谈话，提出只要他承认犯了“走资派”错误就可以进常委，他说不管“长委短委”都不进。李力安说，杨易辰政治上坚持原则，敢于公开斗争，“我远不如他”。

1989年底，李力安（右三）在陕西商洛地区贫困村调研。供图/当代中国出版社

在中央整党办

李力安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即原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时，中央大力推行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一直积极响应和推进。

早在1984年5月，他就向来黑龙江视察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表示，自己快到64周岁了，中央应该考虑让他退下来。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出访朝鲜后召集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党委书记开会，会后李力安当面向他表明了退下来的意愿。

1985年春，胡耀邦来黑龙江视察，在他的专列上，李力安旧议重提。胡耀邦说要退也轮不上他，现在还有17个省委书记超过65岁。李力安说：“不对，只有11个。”并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数出。最后胡耀邦说：“你是对的，但你还不能退。”

这年8月中旬，李力安得到了中央同意他退下来的消息。9月，他赴北京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上131位老同志从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退了下来。会议期间，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代表中央在一个小型会议上宣布了李力安不再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决定，肯定了他20多年的工作，认为他在党建方面是有贡献的。

当时，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简称中指委）已于1983年成立，主任由胡耀邦担任，薄一波为常务副主任。中指委下设办公室的主任雍文涛刚干了4个月就病倒了，一直由第一副主任余建亭主持工作。

1986年，李力安接到时任中组部部长尉健行打来的电话，说中央已经决定由他担任中指委办公室（简称中央整党办）主任。3月，他离开了工作22年的黑龙江，来到设在北京万寿路甲15号的中央整党办报到。

中指委领导嘱咐他：“你原来在黑龙江当过一把手，现在你已经退下来了，再不要干预黑龙江的工作。许多干部都是你提拔起来的，老同志说话有一定分量，你说了人家不好不听，你说的又不一定那么正确。省里的工作大的方面有中央领导，要相信新的领导班子。”据李力安所知，这位领导向多位刚退下来的老同志做过同样的告诫。此后，他对黑龙江省的工作再没讲过任何话，和各级领导保持了良好的同事情谊。

到中央整党办之初，李力安向中组部提出配一位秘书，中组部在部内干部中推荐了韩元秀。韩元秀与李力安共事后，发现他正如大家所说，组织观念极强，不摆老资格。工作之余聊天，他很喜欢讲党的传统，诉说自己对党的感恩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在整党中，地方对一些有问题干部的处理把握不准，常常上报给中央整党办。李力安建议，分成几类处理：副部级以上干部，中央整党办提出处理意见，经中指委领导同意后上报中央；司局长一级干部，中央整党办提出处理意见，经中指委领导批复后通知地方；县处级以下干部，中央整党办直接拿出意见供省里参考。中指委领导对此很表赞赏，认为李力安工作肯动脑子，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李力安曾回忆，中央整党办经手处理了不少案例。上海有位干部“文革”时跟姚文元关系较密切，此人有能力，文字功夫也好，当地党委打算提拔此人，报告送到了中央整党办。李力安给中指委领导写信，大意是此人在“文革”中很听姚文元的话，后来也没有检讨过，谁在台上就跟谁，没有原则，建议此人职务到此为止。中指委领导在他的信上画了圈，交给了组织部。

有人说，1983年至1987年的整党是“认认真真地走了过场”，李力安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次整党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成绩是显著的：一是教育干部彻底否定了“文革”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二是基本解决了“文革”10年造成的严重派性问题，三是从党内持别是从党和政府各级领导班子里比较彻底地淸理了“三种人”。

担任中顾委秘书长

整党工作一结束，李力安就被任命为中顾委秘书长。

中顾委是1982年由邓小平倡导建立的。第一届中顾委主任由邓小平担任，副主任为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王震。

在中顾委成立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邓小平到会讲话，对中顾委委员提了几点要求：中顾委要做中央的参谋和助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工作，不指手画脚；量力而行，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经过10年、最多不超过15年，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他说，中顾委今天刚成立，就宣布准备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1987年的十三大产生了第二届中顾委，陈云任主任，薄一波继续担任常务副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75岁的荣高棠不再担任秘书长，由李力安接任。

李力安曾回忆，新一届领导很好地领会了邓小平、陈云等的指示精神，要求新一届中顾委大幅收缩工作范围和工作量，今后除中央交代的专项调研任务外，中顾委本身不出题目，不组织专题调查，委员可以自找选题搞些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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