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彭赞超 | 《满洲源流考》书写的政治策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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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彭赞超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辽金史、北方民族史研究。

学术界对《满洲源流考》（以下简称《源流考》）的认识多有参差，或将之归于历史地理类，或曰研究满族历史的著述，或提出“氏族中心论”等。《源流考》修撰于乾隆朝，与同时期修撰的《满洲实录》《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共同寓意着乾隆朝皇权政治的风向标。乾隆朝以“正统”自树，“定鼎燕京，统一寰宇，是得天下堂堂正正，孰有我本朝乎”。大一统背景下，《源流考》成为从地域认同推进国家认同的宣言。

首先，《源流考》客观书写了东北族群部落以地域为中心的发展史。《四库全书》将《源流考》列入史部地理类，《清史稿·艺文志》也将其置于史部地理类，列于都会郡县之首。《四库提要》称：“洪惟我国家朱果发祥，肇基东土，白山黑水，实古肃慎氏之旧封，典籍遗文，班班可考。徒以年祀绵长，道途惰阻，传闻不免失真。又文字互殊，声音屡译，记载亦不能无误，故历代考地理者，多莫得其源流。”研究者对《源流考》归于历史地理类，多不以为然。

满洲发祥于“肃慎氏之旧封”，是客观历史的陈述。《魏书·勿吉传》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括地志》称：“靺鞨国，古肃慎也，亦曰挹娄。”《旧唐书·北狄》载：“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从肃慎到靺鞨是地域上的继承关系，史不绝书。直至《通典》称：“古之肃慎，宜即魏时挹娄……后魏以后曰勿吉国，今则曰靺鞨焉。”这是扰乱历史的开始，继之，越来越多的记载甚至学术研究不断地述说肃慎至满洲是一脉相承的族系沿革关系，是名称转译、改写等。

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族群部落，或游牧，或渔猎，偶有农耕，常称居肃慎地（国）。文献中“居肃慎地”表述两个含义：其一，诚如研究者所言，寓意中原王朝招徕荒服的“王道”远播；其二，客观呈现游牧、渔猎族群部落发展的历史。在游牧、渔猎的部落族群里，人口增加，地域会发生变化；部落力量壮大，也会占有更优良的牧场，据有水草肥美的生活环境。部落族群的发展体现在一个部落迁徙到另一个部落的居地，不论是和平迁徙，还是武力征服迁徙，结果是一样的。原居地之民部分迁徙他地，一部分人留下来与新居民融合，地域上发生的族群部落之间的融合使之源流难辨，但地域变化是可见的，并且留下记载。《源流考》以客观历史为依据，揭示出游牧、渔猎部落族群发展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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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考》书写“部族”“疆域”“山川”以及“风俗”四个门类，均以满洲地域为根基，“部族”的发展呈现的是地域范围的扩大，“疆域”变化是部族发展的结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川与风俗是皮与毛之关系。《源流考》继承历代考地理者的遗绪，追踪族群源流，书写“地域认同”的共同体意识。

其次，《源流考》书写“地域认同”目的是推进国家认同。乾隆朝已经完成“一统天下”，且以正统自居。乾隆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摒弃狭隘的部落族群认同，推进四方认同皇帝、认同大清，即历史语境中的国家认同。

《源流考》书写“地域认同”是历史发展使然，标志着满洲从“认异”向“认同”的转变。《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有诏书曰：“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皇太极虽然称皇帝，但实质仍是高级部落联盟的首领，为巩固联盟，加强首领权力，他要凝聚联盟的核心——满洲，突出满洲的地位，强调满洲与诸申的差异，认同满洲而排斥诸申是“认异”。至乾隆朝，确立皇权在国家认同之上，《源流考》承担的历史使命是“认同”，非“认异”。

《源流考》书写地域认同超越了血缘、宗族、族群部落的小范围认同，强调地域范围内的“大同”。《源流考》不仅把肃慎、挹娄、靺鞨、女真纳入源流中，还把夫余、三韩、新罗、百济等纳入源流中。在满洲地域范围内梳理族群源流谱系，淡化来自族群内部的差异与抵触，推进满洲地域的部落族群对国家的认同。

再次，《源流考》书写地域认同深含政治策略。也就是说，学术价值有限，但政治寓意突出。诚如孟森在《清朝前纪》所言，《源流考》“载笔之臣，小廉曲谨，以媚一人，宁失史家之实，无犯温树之戒”。《源流考》具有钦定、御用属性，以学术标尺衡量它有失公允。

满洲始于部落名称，与诸申相对应。随着部落、部落联盟的扩大以及定鼎北京，满洲部落的居地、控制的地域范围也在扩大，从“肇启大东”扩展到辽东，包括医巫闾山，向北征服了黑龙江流域的索伦部。《源流考》叙述的“满洲”已经不是部落名称，而是指满洲部落控制的东北地域，“满洲”具有了地域的含义。《源流考》刷新了“满洲”的含义，所谓“满洲源流”应该理解为满洲地域的由来，满洲地域上的“部族”稽诸古昔“沿革可徵”，满洲疆域四至“沿革可稽”，满洲地域范围内的山川风土“笃祚万年”。

《源流考》书写“地域认同”，解构族群藩篱，淡化族群之间的差异，在地域范围建构族群共同体，升华国家认同。乾隆皇帝借助国家权力塑造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满洲地域上的族群部落从“荒服”转身为邦畿的主人，衔天命招徕远方，凝聚华夏，进而演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时空维度与华夏意识的自觉。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2月26日第008版。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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